分类： 心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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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有一个启动于1938年，历时75年的哈佛成人发展研究项目。

对象是两组截然不同的年轻男性。一组是268名哈佛大学的本科生，有一个研究团队对他们成年后的生活加以跟踪，想知道有哪些因素在他们的成长和成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一组是456名出身于问题家庭但未曾犯过罪的少年。



这724名参与者的生活被密切跟踪几十年至今，项目主导者换了四任，被调查的范围也从对本人的研究扩展到他们的家庭生活、彼此互动等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甚至日常的口角也进行了访谈。

被调查者后来进入各行各业……一个名叫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的哈佛学生甚至当上了美国总统。

调查结果揭示了导致不同人生境遇差别的影响因素。我想，也是在帮助年轻人看到或思考，什么是活着或幸福生活的关键。

答案是：一个人与家人、朋友和配偶间的亲密程度，而不是获取财富、名望。

我想很多人对这个答案，或觉得失望、惊讶，或觉得老生常谈。

那么这个答案只是一个调查结果，还是必然呢？

01
影响人类幸福因素的答案绝非偶然

也许一组数据能助你解惑。

大数据显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人精神障碍的患病率是1%，2005年17.5%。

焦虑症的发病率，上世纪八十年代1%-2%，现在是13%。

抑郁症发病率近20年时间从0.05%上升到6.9%，是原来的近140倍。

大数据显示：在地球那一端的美国人比我们更抑郁，大约10.7%的美国青少年有抑郁症，5.9%有严重焦虑症状，自杀在2016年上升为青少年第二大死因。

中国人精神情况是怎么变糟的？

事实上像精神分裂症这样的发病率始终是保持不变的。所有的心理疾病，并不是生物性疾病。

然而在过去30年当中，焦虑和抑郁却爆炸式增长。

过去的30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如果将视角拉大，过去的30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1990年的GDP总量仅为1.87万亿，2020年，则为101.6万亿。

换句话说：经济的发展，与焦虑抑郁的高发同步。

2016年北师大心理学部长发言：“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用钱解决不了的问题越来越多！”

大约从2000年开始，每当寒暑假就有大量学生住进精神病院，他们或焦虑、强迫或和父母关系出现严重破裂。

北大教授徐凯文说，父母有勇气把孩子送到精神病院，可见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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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前来住院治疗的不乏从小都是最好、最乖的学生，但他们有强烈的自杀意念，当然有的并不是想自杀，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活下去、活着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一名读大三的学生，高考时以一分之差没有读上心仪的经济学专业，大学前三年，去经济学院读研是支撑他的目标。然而大三第一学期期末，发现自己对经济学专业并不热爱，所谓的目标似乎只是一份执念，于是深陷抑郁。

一个入校时成绩就好，入北大后第一学期成绩学院第一，本可以做很好学术科研的孩子，一直有尝试自杀的经历。大学四年中用尽所有治疗手段了无生意，最终弃学。

一高考状元自述自己像是在一个四分五裂的小岛上，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要得到什么样的东西。19年来他从没有为自己活过，也从没有活过。

……

 

这是一群被强烈的孤独感、无意义感填满，“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按别人的逻辑活下去…..”的一代人。

他们大多从初中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疑惑了，因为成长的后显性，当真的做出要结束自己生命的决定时，时间不知已经过去多久……

也正因此，传统的西方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对他们几无效果。

而这些与哈佛大学研究结果是同一指向——活着或幸福生活的关键，不是外在的财富或名望，当然也不包括成绩这样的外物。

这里直指的两个问题，应该发展自我同一性。但最应该找寻生命意义的时候，这些孩子们干什么去了？

作为成人如何在孩子们寻找自己的路上，助他们一臂之力？

02
空心鸡娃是如何被“催生”的？

在北京的万安公墓，有一块叫尹荃的小学老师的衣冠冢。

尹荃老师1970年含冤去世，一生没有子女。

19年后她的学生为她在公墓买了墓地，写了这样的悼词：

40年来，循循善诱，陶铸群伦，悉心教职，始终如一，无辜蒙难，备受凌辱，老师一生坦荡清白，了无点污，待人诚恳、处世方正，默默奉身教育事业，终生热爱教师生涯，其情操其志趣足堪今人楷范。

 

甚至有两位学生将自己葬在了尹老师墓前。

电视剧《风筝》柳云龙扮演的中共地下隐藏在军统高层的情报人员军统六哥，他在解放后被组织上安排收马小五为徒。在他几乎将平生所有都传授给马小五后，说马小五好像缺点儿什么。

后来他告诉马小五，他缺的那一点儿是坚定的信仰……

电视剧《潜伏》，余则成前往冀中接受中共安排的特别训练，临别李克农嘱咐他，秘密战是独立很强的工作，个人意志经常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更多的时候，你的领导就是你个人信仰……

小学教师尹荃、余则成、军统六哥，我相信，吸引他们，或者吸引周围人跟随他们的，绝不是名声和财富，是他们人格层面的东西。

教育的本质是育人，是令一个人成为他自己。

前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在一次演讲中谈到北京大学的使命时说道，北大能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贡献一些什么样的力量，国家和民族需要北大做什么，这就是北大的使命。

我们的教育需要这样身怀使命的师者。

然而，时下家长把阶层跃升和巩固的希望寄托于教育。带着这样的沉重使命，学生们极易失去内心本身的意义感和价值感。

家长育儿成了“鸡娃”催生。

人民大学副教授胡邓说出多数家长、学生的心声：

当我去路边弹吉他、唱歌、刷手机，别人拼命学习，以后能弹着吉他找工作吗？

别人的学分绩点3.7、4.0，我2.8，能和他PK吗？

 

他分析，随着GDP快速增加，人们生物学本能中对资源和地位的掌控欲被调动。教育被赋予改变命运，家庭对孩子成才期望变高，孩子从小被训练去做更高、更强、更好，而忽略其内心感受和自我创造力、感知力的培养，成为‘空心’。一旦达到某一阶段性目标，空心塌掉即抑郁。

一如注了激素的鸡肉，早晚被打回原形。

如果早知有塌掉的一天，你还会鸡娃吗？



03
作为父母，我们怎么办？

《优秀的绵羊》里说，“就算是那些曾经赢得无数奖项的最成功的学生，他们也会在某个时刻停住脚步思考这一切是否都值得。在他们三四十岁的时候，他们是社会公认的有成就的医生、律师、学者、商人，但他们往往让人感到，他们不过是一群在终身竞争的集中营里茫然的生还者。”

徐凯文提到，如果把影响这代年轻人的同辈、家庭和社会因素看作一个环环紧扣的系统，那么处于社会焦虑、压力链条最底端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出问题是全社会的合谋。

作为家长，我们也许要停下来思考，看看我们自己能做些什么。

核心人格在2岁之前形成，弗洛伊德说6岁后没有新鲜事。

中国人说3岁看大，7岁看老。童年有多重要，家庭教育就有多重要，父母就有多重要。

也许你会说，我们也没有能懂得自己的父母。但我们是当今社会的成人，拥有很多资源，读书，网络，找咨询师都可以帮助我们我们自己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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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不同于活在社会价值系统里的成人，学历、财富、地位这些就是社会价值系统。

他们是活在生命价值系统里，爱、尊重、理解、被抱持……这些都属于生命价值系统。

如若我们知道这一点，不从小对儿童进行物化训练，不忽略其内在的情绪、感觉、心灵的成长，经由这样培育出来的儿童，长大一定不会空心。

一个人一生得到多少爱、理解、尊重、积极正向关注，是没有办法计量和证明的。

生活中恰恰是这些无法证明、计量的东西，决定着一个人的一生能走多远，是否轻易为外物所影响，为焦虑的洪流所裹挟。

这些无法计量的东西，浇筑着他们内在的“实心”。

作为父母应该在孩子内心储存足够的快乐能量，这样在他们面对未来生活困境时才会有力量。

青春期是一个人进行自我同一性确立，向内探索我是谁，活着意义的节点。此时要给予青少年时间、空间来完成其生命中重要的发展性任务。

就是说，作为父母，一定要同步完成自身的成长，才可能有空间，助他们成长一臂之力。

作为父母，我们给予孩子们的不应是分数、金钱，是爱，是智慧，是创造和幸福，是许给他们一个美好的人生！

我想，这和历时75年哈佛研究的成果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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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37岁的李承铉因为综艺《披荆斩棘的哥哥》火了，可他在热搜上的话题竟然是“李承铉当全职爸爸抑郁了一年多”。

这是当妈妈尤其是全职妈妈都体会过的状态，日复一日“忙碌的平庸”。李承铉表示，自己会因为情绪失控或者压力太大把坏情绪转到孩子身上，白天发火，晚上看着睡着的孩子自责不已，哭着跟孩子说对不起，明天我要怎样怎样。

家庭教育中经常提到，要做情绪稳定的成年人。可是，做了家长的人都知道这个要求有多高，有多难做到。前一秒还对自己说要耐心辅导孩子作业，下一秒就咆哮着拍桌子找戒尺了。

孩子越多，家中琐事就越多，加上养家糊口的重任，身体上的疲惫就已经压垮成年人了，完美的家庭教育就更难开展。

1.父母不要让孩子活成自己的期待

曾经有一个女生，相貌平平，成绩中等，对于学校里的各种活动，她都只想做台下鼓掌的那个人。她也挺接纳这样一个各方面都表现平平的自己，但就是被负面情绪困扰，无法挣脱。她也说不出不开心的原因，就是每天都觉得情绪低落，做什么都提不起劲。

后来发现，这个学生有一个学生时代成绩优秀、各方面都光彩夺目但走上工作岗位后却表现平平的妈妈。妈妈觉得女儿并不笨，学习上再努力一点，成绩自然可以提高；多参加活动锻炼一下，能力也会提高，但女儿偏不去做。

妈妈无法自抑地流露出对女儿的失望，夹杂着对当下生活的不满。妈妈无法处理自己的负面情绪，女儿感知到了。

但女儿并没有像妈妈期待的那样，化“妈妈的失望”为前进的动力，而是选择了“妈妈不开心，我更没有资格开心”。

如果妈妈能够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圈起来，自己去处理，不让女儿承担那个“失望”的角色，可能女儿就能积极面对自己的生活了。

当我让这个学生看到其实是因为妈妈不快乐，她才不敢肆意生活时，她哭了好久。

而她解开了和妈妈捆绑在一起的锁链，情绪就慢慢好转起来。

家长要拿掉做完美父母的期待，不给自己施加育儿压力。

既不必为自己的情绪失控而内疚、自责，也不为做不到情绪稳定而焦虑，我们只需要给情绪一个边界，减少它的破坏力就可以了。我们可以和孩子分享自己调控情绪的过程，帮助孩子学习管理情绪的策略。

在情绪失控时，让孩子知道，这是成年人自己的事情。孩子不需要在大人的负面情绪中否定自己，但可以学会察言观色，不让自己被他人的负面情绪伤害。

 

2.父母要学会建立自己的情绪边界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并不是父母把失望、压力传递给孩子，孩子就能把其转化为前进的动力。

我们可以在孩子面前表露自己的负面情绪，但是不要把其归因为孩子，去增加孩子的内疚、自责。我们应认真思索，去探寻自己情绪背后的想法，然后把这种想法拿出来讨论交流。

看到孩子成绩差，我们很愤怒，只是因为孩子没考好吗？还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育儿失败？对孩子失望，是不是因为对自己失望？

低年级的孩子不能集中注意力学习，我们是不是被“养不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以后就完蛋了”的想法激起了焦虑？

“现在写作业慢，以后作业多 起来肯定天天写不完”
“现在成绩不好，以后就没前途了”

这些吓倒我们的想法真的正确吗？

当我们把担心拿出来讨论，孩子可能会反馈给我们另一种想法，来帮助我们改善情绪。

当事情无法改变时，先改善情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些情绪可能是父母的，起源是父母一些不合理的想法，父母给自己的负面情绪一个边界，圈起来不去影响孩子的自我评价，就会减少情绪对家庭教育的负面影响。

把负面情绪传递给孩子，只会增加孩子的心理损耗。我们可以和孩子说说自己的烦恼、疲累，并提醒他：“乖一点，爸妈这会儿很没耐心，容易情绪爆炸。”

让孩子学会识别他人情绪，并能积极应对——

我能帮你疏导化解最好，不能我就乖乖躲远一点，不被你的负面情绪波及。

 4.父母情绪稳定，孩子才会掌握自己的情绪

富兰克林曾说：

“处于盛怒之中的人，驾驭的是一匹疯马。当父母情绪不稳定，驾驭了这匹疯马时，受到伤害的，首当其冲就是自己的孩子。”

 

父母的坏情绪由孩子买单，是一个家庭最大的悲剧。

发生亲子冲突的时候，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心情好的时候发生了同样的事，自己会不会更有耐心去处理？如果是，哪怕事情发生了，我们也可以和孩子去聊，这也是孩子学习掌控自己情绪、应对他人情绪的一个过程。

做情绪稳定的成年人不容易，我们可以给情绪一个边界，负担起自己的“情绪责任”，让孩子跟随我们学着管理情绪。

孩子能掌控自己的情绪，不轻易被他人的负面情绪污染，这就是家庭教育对孩子的积极影响。

作者：史晨瑾 李珊珊
来源：八点健闻(ID：HealthInsight)

 

纪录片《我们如何对抗抑郁》中，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主任医师孙新宇回忆起二十年前的一段往事。

当时，北京某著名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找到孙新宇，说自己睡眠不好，想开点药。孙新宇感到纳闷，神内的医生完全可以自己开药，怎么会专门来精神科门诊开药？这位主任解释说，想试试有没有更好的药物。

孙新宇开好处方单，和他寒暄几句，道了别。半个月后，孙新宇到昆明参加学术会议，和外院同行交流才得知，他自杀了。

“我当时就懵了”，孙新宇说，“为什么我当时没有多问他几句，为什么睡不着就要跑到我这儿来看病，为什么家人不陪他来？这件事沉在我心里，一直到现在都很痛。这是我做医生的一个失败。”

这个故事的背后则是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实——医生也会抑郁。这个事实如同房子里的大象，它就在那里，大家都看得见，却绕着走。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 (APA)在2018年年会时曾发布了一组数据：在美国，医生的自杀率大约是一般人群的两倍多，而这个数字，几乎是所有职业中最高的。

在中国，目前尚无相关的数据。然而，一位从业二十多年的精神科医生向八点健闻提到，仅他所认识的医生中，就有两位自杀离世。

在《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中提到，有27.7%的医务工作者可能存在抑郁倾向，其中，有超过1/10的医生存在较高的抑郁风险。

而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一份涉及了3万多名中国医学生的研究则表明，中国的医学生中，抑郁、焦虑、自杀意念的发生率分别是：29%、21%和11%。

在那篇文章中，作者还提到：对于主修健康相关学科的学生来说，心理问题可能会导致许多不良的个人和职业后果——“它们不仅会损害这些医学生的生活质量，增加自杀意念的风险，也会降低学业成绩、专业精神以及对患者的同情心”。

即使不考虑医生自杀类的极端事件，医生心理状态堪忧的事实正在大大降低普通人所能享受到的医疗服务的质量。

在美国执业的华裔精神科医生王丹昭也提到：这种心理情绪亚健康状态，与医生的职业倦怠、精疲力尽相互影响，直接影响这位医生的服务质量和安全性，“你可能就会对病人表现出不耐烦，显然会影响提供的医疗服务质量，甚至会容易出现差错，导致意外医疗事故……”

1.致命的顾虑：他们为什么不去看病？

尽管种种数据调研显示出医生患抑郁的风险很高，在现实中，这个群体却“隐身”了。

对这个矛盾，多名资深精神科医生向八点健闻表示，他们曾多次听闻有同行遭受抑郁症困扰，却鲜有人前来就诊。

患病的医生们害怕病情被医院知晓，从而失去晋升机会、丢掉体面的工作。单是想象同事们异样的眼光，就会令他们恐惧万分。

一位精神科医生告诉我们，他的病人中，便有两位，被医院调了岗，“一个去了图书馆，一个去了洗衣房……发现有精神问题，医院不敢让他再看病，上手术台了”。

当然，这位精神科医生随即也提到，以目前医院缺人的程度，让一位医生彻底地调去闲职，其实并不多见。但无论如何，一份精神疾病的诊断会妨碍一名医生的发展与晋升，“领导肯定不敢把重要的工作交给一个有精神疾病的人”。

王丹昭讲到了国外的处理办法：由员工心理援助计划（EAP）评估其精神疾病的情况，以是否会影响工作作为是否需要调岗的标准。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康宁医院杭州院区的心理治疗师刘志宏教授认为，“有病就治病，治好了该回岗位就可以回岗位了”。他介绍，抑郁症早期干预的话，“是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

然而，刘志宏却不得不承认，医生群体中的这种对于精神类疾病的病耻感非常普遍，甚至在疫情初期的武汉前线，这种顾虑同样存在。

曾经作为援鄂医疗队中的第一批的心理治疗师进驻武汉的刘志宏提到，2020年初的武汉，医生们压力非常大，很多人整夜睡不着，就问（随队的精神科医生）：“我睡不着觉，你有药吗？”还会补充一句，“我没有心理问题的”。

“他们会一再强调，不要跟队里说，表面上的理由是怕给队里添麻烦，但实际上，应该也是害怕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待自己，甚至担心领导或同事对自己能力的评估会弱化或者降低。”

在一般情况下，许多医生对于精神类疾病的应对方式是拖延着不去治疗，哪怕心里清楚自己需要接受治疗；还有一些人则特意避开自己所在的医院，到外院甚至外地隐瞒身份看病，甚至不敢用医保支付。

来自上海的精神科医生吴悠（化名）提到了自己实习时就认识的一位主任医生——一位谈吐优雅、年纪轻轻就当上副高的“高冷女神”。女神平时不拘言笑，唯一的缺点是，脾气有些差。

几年前，多年未联系的这位主任突然找到吴悠，称自己的公公年纪大了睡眠不好，考虑是抑郁症，咨询诊疗方案。两天后，她再次登门，坦言得抑郁症的人其实是自己，患病多年，从来不愿意去面对。

主任告诉他，自己觉得遭人厌恶，时常想要自杀，非常痛苦。因为害怕病情被人知晓，不想留下任何医疗记录，便请求吴悠帮助。

吴悠帮她走了后门，开具了电休克和药物的治疗单。拿到药物后，她便与吴悠断了联系。

而令吴悠印象更为深刻的则是一位同为精神科医生的师兄。

师兄同时也是一位心理分析师，才华横溢，出生于一个知青家庭，父母盼望能靠他买房，返回上海。毕业后，这位师兄却不巧分到一个分院的边缘科室，“很难收到病人，连主任都吃不饱”。

某段时间，因为家庭经济压力，置换房子的压力，加上晋升无望，师兄出现了抑郁症状，试图割腕自杀。

然而，事发后，院领导把师兄调至更加清闲的岗位。这一来，师兄的经济状况愈发艰难，一年后，他上吊自杀了，离开了人世。

多数时候，这种害怕影响职业发展的顾虑，使得医生们三缄其口，就算鼓起勇气寻求治疗，他们也总是对病情轻描淡写，微弱的呼救使专业人士都无法辨识，而这种情况下，便出现了本文的开头所提到的，孙新宇所遇到的那名医生患者的情形。

一位患抑郁症的医生向八点健闻坦言，当抑郁降临在自己身上时，很难去正视它，怕别人知道，也不想被特殊对待。

“据我观察，大部分能够开口谈论这件事的人，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就或社会地位，比如本身已经是副高、副教授或者教授级别。他们的抑郁症早已成为了过去式。不再受其困扰，才会分享自己曾经的经历，站在一定距离进行自我审视。在没有风险的时候，医生才能更坦诚。”这位医生说。

 

2.医生抑郁的中国的特色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8-2019）中曾提到：医务工作者的心理健康水平普遍偏低，焦虑、抑郁、偏执等心理问题突出，外科医生、急诊科医生、儿科医生以及护士群体尤甚。

一份对于北方某三甲医院住院总医师心理状况的筛查显示，那些需要24小时随时待命，正处于职业蜕变期的年轻医生，抑郁症状检出率78.3%，焦虑症状检出率73.9%，睡眠障碍检出率100%。尽管样本量很小，但数据依然触目惊心。

因为工作强度高和持续的应激状态，从全球来看，医护人员的精神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而在中国，这个问题又添加了很多中国特色。

在前述华西医科大学的那份研究报告中曾提到：与西方或其他亚洲国家相比，中国的医学教育体系和医疗保健工作环境的现状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中国的患者人数众多，医生人数相对较少，因此有更大的工作量，除此外，在中国，患者与医生之间不稳定的关系经常导致工作场所暴力，而患者，经常便是肇事者。”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康宁医院精神科主任、妇女精神医学重点学科带头人唐伟告诉八点健闻，一位跟随他治疗了三四年的产科医生，抑郁的原因之一便是医患纠纷。

二胎政策放开后，该产科医生曾遇到一对想生育男孩的高龄夫妇。他们称多次B超检查结果都是男孩，接生后却发现是女孩，认为产科医生偷换了自己的孩子，遂来医院闹事。

产科医生非常委屈，状态越来越差，一上手术台就非常紧张。在唐伟的诊室治疗了数年之后，那位医生仍然不能克服自己上手术台时的紧张和焦虑，通过与医院沟通，她被调至了其他岗位。

“其实很遗憾的，现在医院特别缺人，这样一位干将型的医生，如果不是真的没办法了，医院肯定舍不得让她不上手术的。”唐伟说。

“我们的医生工作负荷巨大，生活质量也没那么高，我们的文化上又经常会有些医闹、医院暴力，这些情况，很容易降低他们的价值感，引发对自己的否定、怀疑，以及其他一些抑郁情绪……”一位资深的精神科医生告诉八点健闻。

作为一个医生，在临床上，难以获得成就感，而转身到同行中，迎头撞见的则是严酷的晋升压力。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一位心理科医生认为，医生圈过于内卷，晋升的精神压力是最大的，要同时兼顾临床和科研。近年来因心理问题前来就诊的医学生也在逐渐增加，科研成果、申请保研与找工作都成为导致医学生焦虑和抑郁的因素。

一位医生提到自己的两位升到了主任医师的同事，在一次竞聘的时候被年轻人给挤掉了，主要原因是因为虽然临床经验很丰富，却不擅长做科研，之后去了一个很闲的地方，这也意味着职业生涯不再有往上的可能。

“临床已经压力很大了，要晋升，却还需要抽时间出来查文献，修学分，写文章”，这位医生解释。

另一位医生则干脆地表示，中国的医疗体系对医生科研成果的要求，也是导致医生焦虑与抑郁的重要帮凶。

“在国外，可能教学医院有科研任务，另一些医生就可以专心搞临床。而在中国，即使是地方医院，区里面、县里面的医院，晋升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要求也是要做科研。”他认为，很多医生其实没有受过充分的科研训练，或者精力根本顾不过来，这时候，科研变成了压垮他们的一根重要的稻草。

在一项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合作的调查中，对136所三甲医院的2万多名医生的抽样调查显示，仅三分之一的医生对自己的心理健康自评为“好”。对于如此普遍的医生心理状态不佳，我们可以列出一系列的原因，然而，具体地拆分一位医生抑郁的源头，又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一个人要是心理不健康了，可能的诱发因素有很多，需要一个多元的全方位的视角来看待这些问题。”刘志宏向八点健闻解释。

“心理真的都很复杂，它不是单一线条的逻辑来能够解释一些现象，不像感冒，甚至新冠，可以归结到病毒身上，形成一个单一线条的逻辑。很多时候，这些因素，每一个单拿出来是都不是事儿，但是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情况就不同了。”

事实上，在Medscape对1万多名美国医生进行调研，发布的报告中，“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是排名第一的造成医生职业倦怠的选项。

一位精神科医生也曾向八点健闻坦言，医院是官僚色彩非常强烈的机构。很多医生觉得体制很僵化、缺乏人文气息，很容易出现政治性抑郁（political depression）。大家对体制有种习惯性的抱怨，认为不会有领导能够春风化雨，关注到医生们细微的需求，改变现状是不大有希望的，进而，连表达也懒得表达了。

对这种情况的解决办法，妙佑医疗国际（Mayo Clinic）发表的一项研究曾指出，想要减轻医生职业倦怠，最有效的是组织层面的转变，而不是个人的改变。

3.抑郁的医生，谁来接住

对于医生们所承担的压力，一位精神科医生掰着手指解释：“医生在单位现在遇到的问题有科研压力、临床压力、整个卫生系统的压力等等。” 而一旦这些压力超过了阈值，表现为抑郁、焦虑等等的各种情绪障碍便产生了。

对于自己体内这些不敢示人的异常情况，更多情况下，患病的医生会选择自我治疗。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原副院长、精神科主任医师姚贵忠告诉八点健闻，自己从业三十多年，很少在诊室里接诊患有精神疾病的医生。但他了解到，医护群体服用安眠药或治疗抑郁症药物的比例明显高于普通人。

姚贵忠分析，这是因为医生能够凭借专业知识，进行自我治疗，他们得到药物的途径也很广泛。一些人通过药物治疗就能痊愈，不需要看病。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医学心理学系主任官锐园提到了她听说的一些情况，不少医护人员出现一些与压力和心理因素有关的躯体症状，例如神经性皮炎、过敏性紫癜、胃溃疡甚至不孕不育等。也有的医护人员私底下在长期服用抗焦虑、抗抑郁等药物，但真正来心理中心或心理门诊求助的寥寥无几。

然而，如果只注重生物性的治疗，并不能解决很多精神心理问题。

“太懂（生物）医学，有时候反而会限制自己真正去寻求心理帮助”。官锐园认为，医生如果不会调解压力，无法处理自己和同事、领导、家人的关系，没有改变压力应对等行为模式的话，即使药物可以暂时控制症状，心理疾病依然会存在。

而另一方面，目前的医学教育对精神健康方面的缺失，也加剧了这种情况。

官锐园告诉八点健闻：“很多医生对身体健康这部分非常熟悉，但却仍然缺乏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辨识能力”。于是，很多医生“出现了一些可能是抑郁的症状，自己却并没有觉察，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抑郁了，可能只是认为病人对他不好，或者是自己能力不够……”

而这种情况下，“如果医疗管理体系能够给予关怀和支持，提高医护人员获取心理服务机会的可及性，如开设医护心理支持热线、推送心理健康知识链接、定期开展巴林特小组活动等，这些方式可以有效地缓解医护人员的一些紧张状况和压力。”官锐园说。

姚贵忠也提到：在国外，医院需要设置心理咨询师或者心理专家，由这些人负责对医务人员进行一些心理辅导。而在中国，目前的心理科针对的都是病人，对本院的医护人员心理问题干预得不多。

事实上，在上海和杭州的一些医院，早已开展起了巴林特小组项目。

一位中山医院巴林特小组的参与者向八点健闻解释：那是一种针对医务人员心理健康的预防和干预团体项目，“可以间接反映医生的情况，如果主持人发现潜在症状，会建议医生就诊”，甚至还有，“护理部的领导陪同来看过病，还给批了病假”。

然而，有人也提到，巴林特只能作为早期预防，“一般真的抑郁了也不会到巴林特报案例了”。

那么，什么是及时而有效的干预呢？

一位就职于某知名精神疾病专科医院的医生L向八点健闻分享了她自己抑郁症的经历。

数年前，当她第二次站在十五楼的宿舍阳台窗边，有跳下去的强烈冲动时，她向最好的朋友发了消息，“主要是怕对方会因为这件事而有创伤，解释一下我的行为是我自己的选择。”

身为外科医生的好友电话马上追来，经过劝说之后，好友还给她留下了4个紧急电话号码，以防上手术时联系不上。

在好友的多番鼓励下，L找到了相熟的上级医师问诊。老师告诉她“这是个很宝贵的经验呀，你看你，以后对面抑郁症患者说他的痛苦，你就可以说：我理解你的感受。我们跟患者说理解，那都不是真的理解，你就不一样了”……

数年过去了，回想起来，L忍不住感叹：“虽然我扛了半年才真正开始接受规范治疗，但身边的人在很短时间内提供了非常专业的支持。这为我的抑郁病情的控制起到很大的作用。”

这些年来，她坚持定时复诊、服药，在这期间，她成功拿到了精神病学博士学位，留在医院工作。临床工作之余，她也继续从事着抑郁症相关的研究，希望能够为抑郁症患者做更多的事。

“也许有一天，等升到了副高，我会公开我的故事”，L说，那时候，“我就真正接纳了自己患病这件事，也接纳了自己的病耻感。”

前不久，重庆姐弟被生父从15楼扔下坠亡案已一审宣判，被告人张波、叶诚尘均被判死刑。

那么，明明张波和妻子的婚姻已经结束了，他和叶城尘也应该过上自己的生活了，可为什么最后还会引发儿女双亡的惨案呢？

是什么原因，让一位既有钱又体面的父亲，亲手将2岁半的女儿和1岁半的儿子双双扔出窗外？



关键其实就在于张波抚养儿子这件事上。

张波的女朋友叶城尘明确提出，自己和家人都不能接受张波有孩子，否则将停止她和张波的情侣关系。

在民警对张波、叶诚尘的手机提取、扣押后，经技术部门恢了1.7万余条微信聊天记录张波、叶诚尘2020年6月3日至11月2日的与案件相关的微信聊天记录。

从2020年2月-11月，9个月的聊天记录里，叶诚尘和张波多次见面与微信聊天，都是为了谋划一件事：

如何伤害两名幼年的孩子。

而伤害他们的理由仅仅是：

“有娃儿在我们不会幸福，你马上把娃儿解决了，就能证明你爱不爱我呀”

这些记录下张波、叶诚尘共谋作案的一个个对话里，为我们展示了两人的扭曲的心理变化轨迹。

1.“有娃儿是不可能接受的”

 

张某在和叶某的对话中说到：

从中可以看出这两个孩子就像张某的身上的缺点一样，令他在和女方恋爱中无法保持平等的位置，企图用低姿态来索取女方的爱。

恋爱应该是建立在平等的关系上，一个连自己亲生儿女都不爱，连一个父亲的责任都承担不了的人，怎么可能去爱别人呢？

这令我想到咨询中那些大致相同的话：

是不是我变好看一点，他就不会离开我了。
我要是这么做，她是不是就会回来我身边。
我这么差，怎么能配得上她。

 

这种病态般的求爱，常常是不自信和不安全的。

 2.女方的强控制

虽然女方在案件中并未直接插手杀人行为，但她在案件中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

在自己沉沦于可怕的想法时，利用男方张某对自己的依赖心理，多次逼迫和强迫男方张某去实施犯罪行为。而她的这种模式，很有可能是受到“专制家庭教育”的影响。

专制型教育中的家长，只愿看到子女顺从的一面，要求孩子绝对服从自己的意见、作法、命令，说一不二，否者就实行专制，甚至体罚打骂。

专制型的父母认为他们的地位是高于子女的，在子女面前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利，子女应该绝对服从自己的意愿。

所以很可能受家庭坏境影响，她认为爱一个人就要无条件服从，否则就是不爱。

这一点在聊天记录中，也有体现。

第一次：拿不爱自己，做为要挟。

往后也多次继续拿不爱自己做为要挟：

在这种家庭中成长的孩子，是很缺爱的，几乎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自我评价极低。

在对张波的步步紧逼中，叶城尘还以自残（割手腕）的方式逼他动手，进退两难的张波只好硬着头皮将姐弟扔出窗外。

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曾提出人格发展的八段论，在孩子年幼的时候，如果感觉到被剥夺，被抛弃，那么有可能就为今后的不信任埋下伏笔。

其实，在亲密关系中，这样的极端行为并不少见：

把微信的女生全部删光，不然就是不爱我；
信息要做到秒回，不然就是不爱我；
甚至失恋后，割腕自残，企图绑住对方。

 

既然你都不愿意做，那肯定就是不爱我了。

可以看到的是，她关注的不是爱本身，而是由不安全心理所引发的支配欲和控制欲，她缺乏和爱相匹配的持续的激情和责任能力。

3.男方的病态求爱

而本案的男方张波，明明女方说出那么多伤害自己的言论，甚至要伤害自己的家人，为什么他还要选择和好呢？

我认为他把依赖当成爱，模糊了依赖和爱的界限，没有别人就无法生存。心理学家弗洛姆谈到男女之间的爱情，有些是施虐／爱虐式的，但这样的爱情并不是真正的爱，而是对内心孤独的逃避。

当童年时没有得到或者没有感受到父母的关心和爱，人们心理上经常与孤独空虚为伴，缺乏真正的爱，对自己的价值感到深深地怀疑。

所以，长大后他们不顾一切地寻求获取他人的爱。而只想获取不愿付出的结果，心智永远无法成长，停留在早期水平，甚至有所倒退。

张波和叶诚尘——

一个人渴望用财富与地位，证明自己的价值。

一个人渴望用他人的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

这两个内心匮乏的人碰在一起，就犹如彗星撞地球，一发不可收拾。

凡是病态的感情背后都有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相，那就是人性的自私和邪恶，扭曲人格的恐怖和被人控制的可怕。 

作家苏岑说，“真正好的感情，就是不费力。

不需要刻意讨好努力经营，两个人已是顺其自然的舒服。”

而在本次庭审刚结束，生母便立即前往安放两个孩子骨灰的寺庙，与其说这是去告诉两个孩子宣判结果，不如说这是她接受残酷的开始。

尽管真凶已经受到法律的制裁，但这对一个伤心欲绝的母亲来说远未结束，毕竟我们自身的情感，能够跨越时空，贯通阴阳隔绝。

而我们每个人都要带着它们不断往前走。

在与记者的谈话中，陈美霖说：

“我不想去看心理医生，我不想和陌生人聊起弟弟妹妹，然后忘记他们。”